我以为未来的一个月里,我会沉浸在痛苦的想象中,想象着远方那座繁华的城市里,我最爱的人是如何与另一个女人喜接连理,我也会因为这种痛苦的想象而夜不能寐,寝食难安。

但是,让我寝食难安的远非此事,就在我和林启正道别后的那个夜晚,接到家乡的电话,母亲突发大面积脑梗阻,住进了医院。

我们三姐弟连夜兼程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送进了特护病房,医生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家属吗?来,签收病危通知书。”

我颤抖着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之后的十多天里,我长驻在医院里,除了几个小时必须的睡眠,剩下的时间里,我就守在母亲的身边,昼夜服待,她已无法发声,无法进食,意志也几乎完全丧失,更严重的是,由于肾衰竭,她身体内无法正常代谢,任何药物对她都是新的伤害。我曾想过让她去省城的大医院,可是,以她的身体,如何熬得过几个小时的颠簸。

邹月和邹天更是毫无主张,经常无助地问我:“姐,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只是满心懊悔,也许,我把母亲接到身边,积极地寻医治疗,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无望地看着她,慢慢地萎缩,慢慢地向死亡走去。

林启正的电话还是每日必至,我努力掩饰着,不让他知道我的状况。没有必要吧,在他新婚燕尔的时候,告诉他这样不快的消息。

高展旗经常会千里迢迢地赶来探望,努力说些打趣的话让我笑笑。有一天午后,邹月邹天都被打发回去休息,他陪我坐在病床前,手舞足蹈地与谈起他新认识的一个女朋友,我忽然疲惫地说:“老高,别说话了,让我在你肩上靠一靠。”

他顿时安静下来,努力地挺直脊背,我将头轻轻地靠上去,闭目养神。

许久,我开腔:“老高,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说真的。”

“我做你的朋友做太久了,待遇可不可提高一点?”

“不可以。在我这里,朋友是最高待遇。”

“那个待遇比较低的人知道这件事吗?”

我明白他指林启正,摇摇头说:“不,我没告诉他。”

“为什么?”

“他没必要知道。你也别说,好不好?”

高展旗忽然叹了口气:“唉,邹雨,其实你过得真辛苦。”

谁说不是呢?我的眼眶潮红了,闭着眼睛,靠着他的肩,不再言声。

十一月五日的凌晨五点,我的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我们。医生将白布遮住了她的脸,邹月和邹天跪在床前,痛哭流涕。我却一时头脑空白,只会呆呆地站着原地。

二舅走过来对我说:“邹雨,大姨、三婕,还有表叔他们都在等消息,你赶快给他们报个信吧。”

我懵懵懂懂地一个人走出病房,来到外面的停车坪里,开始拨号码。

电话通了,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四声,看来大姨他们睡熟了,这时候报死讯,真是惨忍。

我正准备挂机,忽然,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喂,这时候还没睡吗?”

——是林启正!我以为我拨的是大姨家的电话,谁知,在下意识里,我竟把电话拨到了他的手机上。

“对不起,我打错了。”我连忙说。

“没关系。可是你怎么这时候还没睡,出什么事了吗?”他关切地问。

漆黑的夜晚,我孤独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坪,深秋的寒意使我瑟瑟发抖。他温柔的问话击穿了我强撑的神经,我颤抖着声音,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启正,我很难过,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都是我的错,我早点带她去看病,我早点送她去换肾,我多陪陪她,和她说说话,就好了……我后悔死了!……都是我的错……怎么办?”

“邹雨,别急,出什么事了?谁出事了?你慢慢说。”他在电话那头依旧镇静。

刹那间,悲伤开始决堤而下,我双腿一软,坐倒在水泥地上,开始放声哭泣,边哭边对着电话里的他喊道:“启正,启正,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妈妈了!我妈妈死了!我再也没有妈妈了……启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妈妈死了,我该怎么办?……”

林启正应该被我吓到,在那头不停呼喊我的名字,试图安慰我,我哪还有理智与他交谈,只知蹲在黑暗里,抱着手机哭个不停,直到手机因为没电而彻底关机。

早上九点多,傅哥赶到了医院,在太平间找到我。

我和他走到门外,他气喘吁吁地说:“这个地方不好找哦,我查了好几个医院。邹律师,节哀。林总打长途回来指示我,全权代表他过来帮忙安排,有什么可以做的,比如说,用人,用车,你尽管说。”

“他在哪里?”这是我首先想到的问题。

“在美国,好象是芝加哥,上次听他说过。”傅哥回答。

此时我才想到推辞,我诚恳地说:“傅哥,不必了,我母亲只是一个小学老师,亲戚朋友都不多,所以明天的追悼会很简朴,没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还是回去吧。”

傅哥连连摆手:“那可不行,林总指示我守在这里,我可不敢抗旨,当然,我站在这儿也不合适,有事你就打我电话。”说完,他好象想起什么,回身到车里,拿出一个崭新的手机。“林总还让我带个手机给你,估计你的手机没电了,让你换上。在路上我用车充已经充满电了,你放心。”

我不肯接:“不用,我有充电器,可以充电。”

“好了,好了,拿着吧,林总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要,他反倒不高兴。”傅哥边说边将手机硬塞到我手里,转身上了车。“有事打我电话!”他挥挥手,将车开出了医院大门。

当痛痛快快哭完以后,我其实就已经后悔告诉林启正这个消息,也不知那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会不会给正在蜜月旅行中的他带来不必要的困扰。所以,我低头看着那个崭新的三星手机,暗自决定暂时不会让自己的电话开机,干脆打不通,反而令大家省心。

身后,忽然有个声音在问:“姐,傅主任怎么来了?”是邹月。

“哦,他找我问一个合同的事。”我随口答,连忙将手机塞进口袋里。

在太平间守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点,我们捧着母亲的遗像来到了殡仪馆。走进追悼厅,大家都被吓了一跳,整个追悼会场摆满了上百个用黄白两色的菊花扎成的花篮,层层叠叠,衬得气氛隆重而肃穆。

我凑上去看那些花篮上的落款,都是我听都没听说过的单位和公司,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邹天站在我旁边悄悄问:“姐,这些花篮是哪里来的?”

我摇摇头:“不知道,也许是妈的学生。”

邹月面对着摆在最前面的一个花篮发楞,我走上前一看,上面写的是:致林集团总公司敬挽。

忽然我醒悟道,这都是林启正的安排。邹月回头,用恶毒的眼神看着我,我百口莫辩。

大姨走上来,握着我的手说:“小雨,你母亲一定很高兴,她走得多风光啊,她养的孩子有出息啊!”

我无话可答,只得点头称谢。林启正,林启正,你干得有点过火了!

负责操办丧事的二舅走到我面前问:“小雨,你的朋友、同事该来的都来了吗?仪式就要开始了。”

“我没有通知那边的朋友,没必要麻烦他们,您看看,这边的人都到齐了的话,就可以开始了。”

二舅点点头,走开去张罗起来。亲友慢慢聚拢过来,也就二三十个人,场面冷清。

忽然会场外传来此起彼伏的汽车笛声,打破了寂静,引得会场一阵骚动。我探首一看,殡仪馆门口竟然开进来二十几台大大小小的车,将前面狭小的停车坪堵得水泄不通。我看见了高展旗的马六,看见了郑主任的别克,然后,我还看见了一台格外高大的吉普车。

如果刚才的那些花圈只是让我错愕,那么现在的场面真让我大惊失色,一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从车里钻出,向追悼厅涌来,签到台前顿时乱成一锅粥。而且,我居然在其中看见了那个我一心以为还在美国的阳光下陪着娇妻的林启正。他一身黑色西装,在欧阳部长、傅哥和一干人的陪同下,远远走来。

我呆呆地望着他,视线无法离开半分。这十多天心力交瘁,痛苦难当,事事只能以一已之力抵挡,虽没有想过退缩,却也疲惫不堪。如今,看见他从人群中走过来,那份从容与妥贴,竟让我忽然松懈下来,仿佛终于可以有所依靠。

他看见了我,向我走来,我醒悟到人多眼杂,连忙用眼神制止,缩回到人群之后。

追悼厅一时间人满为患,林启正被让到最前面最中央,表情严肃地站在那里。我偷眼看身边的邹月,见她只知傻傻地将眼神落在林启正的身上。